“茶子花派”刍议

谭元亨（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

“……包含了历史与人文精气的潇湘，无处不在孕育着新的诗情，无处不在激活着美的想象，无处不在响彻着音乐的韵律……在历史与现实的血脉相贯之际，在时代与命运搏击的火光之中，在思想与美感升华的交互里，这片土地，又怎能不以独特的气质、独特的魅力，推出自己的作家，推出无愧于一个民族的史诗般的巨著呢？——正是吸取了三湘四水的灵气，一个‘茶子花派’的文学流派才得以形成，才得以灿烂，才让举世瞩目。”

十多年前，我曾在一部文学评论的著作中这么写道。

在中国，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作为文学流派，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影响巨深，至今仍余音袅袅。然而，作为南方的“茶子花派”，则有点“冷水泡茶慢慢浓”的韵味，也许不喧嚣一时，可随着时间推移，却渐渐凸显其隽永的魅力，久久让人回味。所以，直到今天，不少流派均已淡出，关于“茶子花派”的研究仍方兴未艾。

那么，它那隽永的魅力又怎么来的呢？

我们首先还是从文学流派入手。

长期以来，我们对文学流派的界定，或者说，给予的参照系不是很清晰。不解决这个问题，便很难确定一个流派存在、发展乃至基本形态，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举一个例子来说，新时期以来，诸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一类的划分，能否构成一个流派，尤其是文学流派？现在看来，显然是不行的，伤痕、改革的用语，只能是社会、政治内容，不能算作文学的。文学只能是文学的，文学的永久魅力，是对于人类异化的永远的抗辩，是对自由的讴歌，超越伦理与功利，上升到审美的层面上，也就是我们说过的“卓然之则”。

这正是我在前边只提到“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及“茶子花派”的原因。

我们自然不可以忽略流派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包括哲学思潮的关系，也不可忽略流派与地域，尤其是地域文化的关系，当然，更不可以忽略流派与一定的社会团体、乃至艺术创作群体的关系，包括一定的作家对相应题材的兴奋点，等等，这些，对形成流派，无疑都是发生过作用的。但构成流派，尤其是文学流派，其根本分明不在这些上面。

毕竟，“山药蛋派”与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与解放区的生活紧密相关，也就是说，它与当时的特定区域的文艺思潮乃至文化背景无法分开，而这些均是无法复制了的，所以，后来的新“小二黑结婚”、新“李有才板话”等，也只能是一种回光返照而已。“荷花淀派”由于其艺术性、语言的精美等等，其延续的影响自是长久一些、深远一些，这已是有定论的了。进而说到“茶子花派”，其隽永的魅力，显然没有受时间多大的阻隔，这固然与作为这一流派的主帅周立波的艺术功力有关，尽管他的作品也不可避免受到时代影响而带有一定的局限，但“茶子花派”至今仍生生不息，却是有诸多的文化艺术之谜需要破译的，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构成流派的根本因素。

这根本因素应该是什么呢？

这同样要回到文学上面。

创作手法，自是必不可忽略的；而文化蕴含，可以说是一个基础；审美取向的大致相近，则是重要参照，为此，才会有各自的艺术个性、风格的形成，而这又与自觉或不自觉的、相近乃至共同的艺术境界追求分不开。

因此，对一个流派的确认，不仅需要一个综合的、宏观的把握，也同样需要细腻的、微观的切入。除开上述因素外，语言特色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谓文学性或文学流派，我想，主要就这么些因素。确认这些因素，我们方可以进一步探讨文学流派的必具条件及相应形态。一句话，文学流派的第一鉴别系统，自然是文学的，而不是什么社会的、政治的或别的什么。强调这一条，审美个性，自然而然便会被推到了最前边。

文学流派的形成或产生，当有几个显著的标志，这里，当以“茶子花派”为主要分析对象，以此来引出这几大标志。

首先，当推出它的代表性人物或领军人物来。而这样的代表人物则有着引领一批作家的鲜明的艺术个性，并得到公认。如赵树理、马烽等的“山药蛋派”，其文字风格、艺术个性，都让人感受到黄土高坡上扑面而来的农民生活气息。又如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则有冀中平原自然与人文的清丽风光。“茶子花派”，不消说，正是周立波的系列作品，在南方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无论你承不承认他为这一流派的一代宗师，而你的作品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了这种“茶子花”香。如我个人，少年时代便激赏《山乡巨变》中的山乡情景，世风民俗，尤其是对方言的锻造。尽管我后来写的大都是湘东山乡，与湘中千差万别，甚至到了广东，150万言的《客家魂》，在写到粤湘客地时，还是离不开这一艺术境界的追求。更不用说我早期的几部反映湖南知青的长篇小说《带刺的白榴子花》等等。至于“茶子花派”的传人谢璞、周健明等其艺术特征也许比我更明显。有的人，如莫应丰，早期《将军吟》等作品，也许因题材的关系，一时与这一流派相隔，可后来的《竹叶子》等作品，分明还是溢满了茶子花的香味。古华、谭谈不少作品亦是如此。其实，作为周立波的艺术追求，在我到了广东研究广东作家作品之际，也同样有所发现。我在写评述陈残云《香飘四季》的文章中，就感觉到，他对粤方言的锻造，与周立波对东北方言、湘方言的锻造，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虽说广东并未形成什么文学流派，但“茶子花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周立波对民族形式的追求，愈是日臻完美，也就愈是影响久远。他曾把民族形成称之为“土色土香”，十分传神，在他也是这么追求的，延安时代说的“土色土香”也就成了后来他几部长篇最显著的特点，一如我说过的：“明丽、细腻、秀朴，本就是一种自然美；含蓄、清淡、真趣，更是自然的本色……而民俗风情，更可谓人的自然，……乡土情，风俗画，在他们的作品的每一章每一节中，可以说比比皆是。”周立波作品境界之高远、语言艺术的炉火纯青、民族风格的自然浑成，在今天，也仍是令人景仰的。

“茶子花派”的形成，自然要一定的气候及必要环境，三湘四水——唯楚有才矣。

形成，意味着成熟。

成熟，则有两个方面。

一是形成一个“群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规模化的效应，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了。较之其他文学流派，它的组成规模，可以说大得多，有一支身体力强、且延续几代的作家队伍，并包含长篇小说作家、中短篇小说作家、散文家，乃至诗人，其艺术风格，都那么相近，在文坛上的影响，亦那么深远。周立波挑头，谢璞、周健明等又已是一代，我、刘健安等一批知青作家，又是一代……这分明还可以续写下去。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到今天新的世纪，都不难找到其轨迹。而有的文学流派，早已后继乏人了。也许，它们的“时效性”太强，而“文学性”或“艺术性”则不足，如今只能在文学史中找到了。

这一条，说到底，是与个性、艺术个性相关，一个流派之所以存在、发展与成熟，恐怕更在于其个性的形成。有没有鲜明的个性，当是成熟与否的根本标志。如果没有形成自然独特的个性，流派也就支撑不起来，产生不了。如前所述，无论“山药蛋派”的土味，“荷花淀派”的清味，都是谁也无法否定或取代得了的，这样它们才得以存在，才得以被承认。“茶子花派”也是如此，它的自然美、人性美、人情美，“含露凝香”，这都是无法取代得了的。而这些恰巧在它抓住了文学的本原大旨：对异化的抗辩、对自由的讴歌，对人性的张扬以及对民族形式孜孜不倦的追求。

这里须强调一点是，正因为周立波从事过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所以，中外文学的对比，他更有自身深刻的体会。我一再讲过，对外国文学的作品，要读原作，多少要通点外文，光看译文是远远不够的。正因为有比较，对民族形式，也就感受得更深刻一点，从而在追求民族形式上，也会更心领神会，继承中有所创新。《暴风骤雨》如此，《山乡巨变》更是如此。从周立波的作品中，我们无疑可以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张力，那种对语言的锻造，对意境的营造，都有古典文学深深的根基。正因为有如此之深的根基，这个流派才站得那么深稳、才屹立得这么持久。新时期以来，那些标榜模仿外国这种那种主义的作品，也曾红极一时，可到最后，也都归于沉寂，问题在哪，恐怕，当是显而易见的。

坦率说，几十年来，尤其是近十余年，标榜出格，立异的，或抓住外国某面文学流派旗帜挥舞一番者，可谓不计其数，但它们似统统走不出商品社会“一次性消费”的命运，要形成真正的文学流派，几乎看不出什么征兆，浮躁成了主调，这就别指望它们什么了。因此，我仍寄望于“茶子花派”日后坚实的步子，不事雕饰，不擅喧嚣，在坚守民族形式上，有所创新，有所推进，方可有更大的辉煌。

不事浮躁，“冷水泡茶慢慢浓”，信然——这当是“茶子花派”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