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学会第22届年会暨

周立波创作与当代中国乡土小说国际学术召研讨会

开 幕 辞

                            　　　　　　　王庆生　　

　　今天，我们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聚集在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家乡——湖南益阳，举办中国新文学学会第22届年会暨周立波与当代中国乡土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大会的主办单位对与会的各位领导、各位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们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周立波创作与当代中国乡土小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土文学作为农业社会的文化标记，具有悠久的历史。就现代而言，乡土文学可说是与中国新文学运动一起诞生的。作家蹇先艾说：“鲁迅就是一位乡土文学作家”。他写的《阿Q正传》、《故乡》、《祝福》开创了乡土文学的先河，为乡土文学创作提供了范例。在鲁迅先生的影响下，一批作家在乡土文学园地继续开拓。如许饮文的《鼻涕阿二》、王鲁彦的《乡下》、台静农的《地之子》、蹇先艾的《水葬》、王统照的《山雨》、茅盾的《水藻行》、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沈从文的《边城》、叶紫的《丰收》、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等，都是乡土小说的力作。这些作品或反映底层人民的苦难与抗争，或揭示乡村社会的凋敝和贫困，或描绘地域的风土人情，或抒写乡村的诗情画意，都反映了乡村生活的真实状况，记录了乡村中国历史的脉动。此后，随着社会的变革，乡土文学发生了深刻变化。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志着中国新文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小说便是这一阶段涌现的重要成果。这些作品无论是在主题内涵、人物塑造上还是在表现形式、语言运用上，都迥异于“五四”以来的乡土小说。贯穿这些小说的基调是表现新的时代、新的人物、新的作风、新的文化。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由于民族解放、阶级斗争的需要，一方面是政治教化的功能得到强化，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书写视角的单一化，审美诉求的弱化。建国以后，中国当代文学承继了《讲话》以来的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发展。在十七年文学中，农村题材作品不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且在数量上占有很大比重。这一时期出现的一批作品，如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孙犁的《铁木前传》、康濯的《春种秋收》等，真实地反映了新时代农村急剧变动的风貌，塑造了一批具有时代精神的人物形象，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最具影响的是赵树理、周立波、孙犁、柳青，他们以各具风格的作品谱写了当代农村变革的画卷。对于这些作品，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认识和评价也会有变化。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周立波创作与当代中国乡土小说”问题，就是想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以周立波的创作为个案，探讨研究周立波创作的农村题材小说在今天的价值和意义，这些作品是否已经过时，对新世纪的文学是否还有意义，我们应当怎样正确评价周立波的文学创作。我想，这些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继承周立波等老一代作家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而且对当今乡土文学创作也具有现实意义。

记得有谁说过：作家是时代的产儿。作为时代的产儿，周立波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早在二十年代，他就接触了鲁迅等人的作品，1928年考入上海劳动大学社会科学院，1932年因参加罢工被捕，出狱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1934年秋到1937年夏，从事左联的党团工作和报刊编辑工作。此时翻译了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基希的《秘密的中国》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晋察冀根据地任战地记者兼翻译，以后相继在鄂、湘、桂等地从事革命文化工作。1939年12月到延安鲁艺文学院当教员，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又参加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南征，行程一万五千多里。1946年到东北参加土地改革。解放后在文化部、《人民文学》编辑部、湖南省作家协会工作。在周立波一生的历程中，作为战士，他始终和着时代的步伐前进，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革命；作为作家，他始终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从人民那儿吸吮乳汁，又以自己的作品奉献给了人民。他不仅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创作上成果丰硕，而且在报告文学、散文、回忆录、文学理论、翻译等方面也卓有建树。他曾两次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载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册，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随着岁月的流逝，今日之中国农村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市场经济的进入，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实施，大批农民的进城打工，农村土地的大片流失，使中国农村呈现出与往昔完全不同的多元景观。面对变革的中国农村，我们从周立波等老一辈作家走过的人生道路中，从他们创作的经验教训中，能够得到那些有益的启示呢？

启示之一，作家创作要有深厚的生活基础。过去我们常常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句老生常谈的名言过时了吗，我认为没有过时。歌德就说过：“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巴金也说：“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中国的社会生活，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为作家。”“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周立波的创作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认为：“人民的生活好比百花的土壤，无论是什么花，都必定要把根子扎在土壤里。深入群众，和群众保持接触是作家们的一件要务”。周立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写好《暴风骤雨》，他到黑龙江省珠河县元茂屯生活，接触了各种类型的人物，和许多农民交上了知心朋友。他在农村生活中积累的素材，整整装了三麻袋。解放后，从1955年冬到1956年冬，他和他的一家人住在湖南益阳桃花仓的竹山湾，与农民比邻而居，朝夕相处，共话家常，使他对农民的生存境况、喜怒哀乐有了深切的了解。当然，作家创作光有生活也还不够，还要有生活的感受和发现。周立波说，艺术的美，源出于生活。但生活里的美是诗人们、作家们去发现、去挖掘的。生活里的美要写出来，首先要能看出来和感觉出来。因此要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生活。这些甘苦之言，对我们是很有启示的。在十七年文学中，不仅周立波如此，赵树理、柳青等也是如此。就新时期文学来说，高晓声、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也是以自己的家乡作为生活根据地的。当然，深入生活的方式并非一种模式，随着作家身份的改变，可以因人而异，多种多样。这就要求我们采取多种方式深入生活。只有坚持深入生活，才能深切地认识生活，把握农村生活发展的脉搏，才能了解农民、熟悉农民，进入农民的内心世界。

启示之二，作家要善于在承续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品。风格是作家创作个性的体现，也是作家成熟的标志。王充在《论衡·自纪》中说：“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马克思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作家正是以他独具风格的作品，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没有个人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品，便没有作品的光采和生命力，便失去传之久远的价值。

周立波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他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形成了平易而又隽永、自然而又凝炼、细腻而又明快的风格。我们读他的乡土小说，感到他把湖南山乡、风土人情写得那样清新自然，富有魅力。那洞庭湖畔的清溪竹林，清得发绿的河水，沿岸长满刺莲和杂树的小涧，那连绵不断的翡青的小山、满山遍野喷发着清香的茶子花，既充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韵味，又呈现出明丽的地方色彩和时代气息。在语言运用上，更可看出周立波创作的个性和风格。早期他受欧洲文学影响，小说语言有明显的欧化倾向，此后他向民间学习，语言风格有了很大变化。他追求语言的个性化，叙事语言明快、凝炼，颇具意境；人物语言质朴、生动，散发着泥土的芳香。特别是他善于使用方言土语，常在几句风趣幽默的语言中表现出深刻的意蕴。同是描写农村的大家，如果把周立波与柳青、赵树理、孙犁的作品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他们之间艺术风格的迥异。

作家艺术风格的形成，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对中外文学传统的承续、借鉴则是一个重要因素。周立波早期曾对欧洲文学作过认真研究，后来又十分重视中国文学传统的学习借鉴。他的小说就明显受到《红楼梦》、《水浒传》等名著的影响。当下我们创造乡土小说精品，就需要承续传统，发展传统，创造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力作。

启示之三，作家要承担起历史赋予的责任。说到这个问题，我很犹豫。当今是什么时代了，还讲什么责任和使命。后来我想到今年6月我陪同香港实业家、慈善家田家炳先生参加捐赠湖北两所大学、两所中学的活动所得到的教益，田家炳先生已是88岁的老人，改革开放以来，给中国的教育事业捐赠了两个多亿，他的足迹踏遍除西藏外的各省市，他说，中国的希望在教育。他家有万贯、子孙满堂，本可在家颐养天年，为什么要奔波于各地呢，最根本的是他的责任感，他的报效国家，无私奉献的精神。由此使我想到，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也应当具有历史责任感，正如巴金所说，“我活着，不是为了自己。我写作，也不是为了自己，我曾在我心灵的祭坛前立下这样的誓言：要做一个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作为作家，就应当对人民、对历史负责。”从周立波等老一辈作家走过的道路来看，他们正是以这种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从事文学创作的。今天，学习周立波等老一代作家的精神，热情地关注现实，关注农村，关注社会，用文学的形式记录新农村的变革，同样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前，农村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农村、农民、农业——三农问题成为当代中国一个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今年5月中国作协在江苏华西村召开了全国农村题材创作研讨会，专门讨论了农村题材文学创作问题。总结新时期以来农村题材文学创作情况，我们感到，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百花竞放，佳作纷呈，老中青三代作家人才辈出。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面对农村变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应对。我想提出几个问题供大家思考：

其一，文学是人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乡土文学创作如何体现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发展。如何以全新的视角，现代的眼光，写出农民在急剧变革中的精神历程，写出农民的心灵史、性格史，写出新一代农村新人的成长，写出形形色色农民的众生相。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我们如何能放在写作中避免对新一代农民的简单化、脸谱化，如何写出这一群体的真实性、丰富性的确是一个难题”。现在的农村没有过去那样单一，商品经济的冲击、农村与城市差距的拉大，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农业的效益与工业的效益难以相比。要写出历史转型中的农村变革，写出变革中的农民的复杂心态和心灵蜕变，确要花费很大的气力。

其二，歌颂与批判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但在当今农村变革中又成了一个新问题。去年11月我在陕西商洛见到作家贾平凹，与他谈到文学创作问题。最近他在《关于<秦腔>和乡土文学的对谈》中说到他的心境：“我在写作过程中一直是矛盾、痛苦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是歌颂，还是批判？是光明，还是阴暗？以前的观念没有办法再套用。我并不觉得我能站得更高来俯视生活，解释生活，我完全没有这个能力了。”贾平凹提出的这个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文学作品中，歌颂什么，批判什么，如何写光明，如何暴露阳暗面，如何对待农村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如何写当今的农村乡镇干部，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其三，继承与创新问题。创新是文学的灵魂，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文学才能有所突破和发展，才有永恒的生命力。今天我们面对的不仅有中外古典文学传统，而且还有由众多经典乡土文学作品构成的文学传统，突破和超越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只有超越才会有突破。现在似乎有一股风，一写家族便有一批作家写家族，我们不是说不能写家族，而是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书写这个广阔天地需要多种构想，多副笔墨，多样表现形式，要以独特的属于自己的构思和发现去描绘千姿百态的农村。

其四，读者面向问题。我国是一个有着九亿人口的农业大国，乡土文学作品理应面向农村，考虑农民读者的需求，考虑农民的审美趋向和欣赏习惯，但现在有些写农村的作品并非如此，如有的评论文章所指出的，有的创作“动辄思想是尼采式的，文本是马尔克斯式的，语言是罗兰·巴特式的，更有甚者还在那里自娱自乐，理念先行，消解故事，可能作者观念很新，手法很花哨，文本很玄妙，但农村读者是否喜欢读，是否读得下去，却不是作者主要关心的问题。”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很值得重视的。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的小说，都考虑到满足农民需要，为农民喜闻乐见的问题。我们今天写农村题材的作品，更需考虑面向九亿农民的问题。

上面提出的问题只是个人的想法，不一定正确，仅供大家参考。总之，我们期望各位代表就周立波文学创作与当代中国乡土小说这个话题展开热烈的讨论，畅所欲言，各抒已见，共同把会议开好。

这次会议在益阳召开，得到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城市学院、益阳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代表与会代表向上述单位表示深切的感谢。

最后，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谢谢！